四个月大的弗雷迪已经会叫“aa”了，他刚睡醒，蓝眼睛睁得圆圆的，望着远处的推土机，小腿一下一下蹬着，只觉得到处都是新鲜的。

她前天就到了，除了叔叔婶婶，约翰他们也跟来了，都住在法庭附近的费拉德酒店里。

维尔纳从早到晚嘴里没停，说这地方让他又回到了波兹南，连空气里都是水泥灰和旧火药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
俞琬轻声应着。战争的确从波兹南追来了，终停在这条通往法院的路上，可这次，她不再想逃，而是去接一个人。

那家叫“黑格尔”的咖啡馆座落在老城边，电台放着美国爵士乐，萨克斯风吹得又软又媚，带着一丝不合时宜的暧昧。

这种音乐在纳粹时期被贴上“堕落”的标签，此刻却从每个盟军士兵的咖啡杯旁流出来，如同一种比坦克更彻底的规训。

俞琬到时，律师弗兰克已经坐在里面了。

他是温叔叔通过老朋友找的，柏林大学法学院博士，战前在莱比锡执业，做过魏玛时期的政治案辩护，后来又在日内瓦担任国际法顾问。他头发花白，领带结却打得极工整。

“夫人，我必须坦白，情况有好有坏。”

弗兰克目光扫过摇篮里睡得吐泡泡的小家伙，又定在这个东方女人身上。

“好消息是，冯·克莱恩先生并没有被列入主要战犯名单。盟军内部对于如何处置他…分歧很大，因此没有将他送上被告席。”

他端起黑咖啡抿了一口。“他现在的身份是‘被调查对象’，后天，将在一场特别听证中接受质询，请注意，这并非审判，但结果将决定他是否会被起诉、继续关押，或者…转交给瑞士方面。”

俞琬轻轻点头，她其实一早就知道了。

过去几个月里，唐叔叔他们，把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从盟军内部“磨”了出来。

入冬以来，莫斯科一直坚持要求克莱恩以战犯身份被起诉。可也陆陆续续有英美的高级将领要求释放他，让他以非正式顾问身份，参与某些“战后欧洲安全事务”。

就连巴顿和蒙哥马利都写了简短意见，递交到法庭。各方角力之下，苏联不得不后退一步。而这个听证会即将决定——他到底能不能回家。

“那么…坏消息呢？”她问。

律师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角，将一厚沓文件摊开，“苏联人最近…找到了1941年白俄罗斯清剿行动的档案副本，上面有克莱恩的签名。”

女孩低头看去，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俄文，纸页泛黄，打字机的“i”大多模糊不清。

“他怎么说的？”她听见自己问。

弗兰克取出一张备忘录，看了眼，模仿着克莱恩硬邦邦的普鲁士语调。

“地方武装破坏了向前线运输武器的铁路线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但我从未下令屠杀平民。”

弗兰克说完，又摘下眼镜缓缓擦，“苏方态度强硬，他们认为，党卫军已被划为犯罪组织，一个人只要执行了命令，就已经站在了被告席上。”

他动作顿了顿，抬起眼。“所以这种情况，越说多，越被动，苏方会抓住一切漏洞。“

俞琬静静听着，手指在膝上绞在一起。

克莱恩会这么说…她不意外，他从不是那种屑于玩文字游戏为自己开脱的人。他太军人了，只认事实，只讲命令和结果。

可法庭不是战场，敌人不亮刀，只抠字眼，有时候更需要一种恰到好处的“示弱”。

下一刻弗雷迪醒了，他睁开眼挥了挥小手，女孩连忙把小毯子往上拉了拉。

“那就…一定让他别说太多。”她抬起眼，抿了抿唇，“您告诉他，就说…是我说的。他信我，他会听。”

“还有…我找到了两个人。”女孩小手蜷了蜷，从小布袋里拿出了一封信。

弗兰克接过去的一刻，眉梢高高扬起。

上面的落款是奥斯卡·施耐德。战前莱茵兰的工业家，纳粹党员，却用自己的工厂挽救过成百上千个犹太人。罗斯福都亲自写信嘉奖过他，《纽约时报》称他为“穿纳粹制服的天使”。

他去年在瑞士养病，几乎不见外客，没人想到这个东方女人竟能拿到他的亲笔证词。

咖啡馆里的爵士乐恰在此时换了一首快曲，律师的手指在纸面上一行行滑过去，眼中疲倦终于一点点退去。

一个星期前，俞琬带着弗雷迪去了趟马赛。

马赛老港边挤满了准备离开欧洲的人，玛维丝太太住在旧港后街一栋米黄色小楼里，门上还贴着三年前的封条残片。

门开时，老太太正往行李箱里塞一条蓝头巾，她的头发比从前更白，背也弯了些。看见抱着孩子的东方女孩时，足足定在那好几秒，仿佛在辨认一个从灰烬里重新拼出来的幻影。

直到女孩唤了声她的名字，老人嘴唇才动了动：“你还活着。”

屋子里堆满了捆好的皮箱，墙上空空的，只剩几个挂钩和一抹发黑的痕迹。

玛